看到书名，我知道，马达君是费了心思的。在原题目前加了“一脉相承”点题，统揽全书、画龙点睛，当是十余年“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结果。更何况，这四个字在封面以漂亮的行书突出出来，浓墨重彩，尤为显得熠熠生辉。

在书的《绪论》里，马达指出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对于越南的研究相对寂寥且重政治、经济而轻历史、文化。十多年前，马达就以偏冷但属于根本的文化为选题作研究，既是他的忧虑，也是他的眼光。对于这一研究，马达表示要尽可能深入地以“中华文化圈”/“汉文化圈”为研究对象，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去审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中越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显然，立足当下，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而放眼未来，是此书的立意所在。

(资料图)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与框架下，以时间为经，以文化为纬，马达展开了他的具体研究。书中第一章叙述了中国文化与越南开国传说、越南古代简史，并归纳构成中越文化关系有地理、历史、文化、社会四重因素。然后在二至八章的主体部分探讨了中国汉字、儒学、科举、道教、佛教、史学、科技等七个方面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

对这七个方面的研究，根据具体情况，马达或勾勒传播、发展的历程，如将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分为秦汉三国、两晋隋唐、越南立国以后三个时期，越南儒学经过“扬弃”之后形成了自有特色;而产生于11世纪的越南科举，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经历了发轫、勃兴、鼎盛、式微，而最后走向终结。或探讨影响，如马达认为通过汉字传播，中国文化才能够孕育、哺育、滋润越南文化，因此汉字是中国文化在越南传播的“先驱”;而儒学影响着越南的社会稳定、教育发展、人才培养、风俗习惯，儒家文化与越南的民族文化相辅相成，构成了越南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心理，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国家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移植后给越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影响，成为越南封建制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佛教对越南的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有巨大影响，并以禅宗为例作了个案探讨;第七章则以一整章的篇幅探讨越南史学对中国史学的体认，中国史学对越南的影响，并以黎贵惇的史学著述为范例作了个案探讨。或细加分类，如将科技在越南的传播分为农业、中医中药、陶瓷、印刷术、建筑技术、天文学、数学、生产工艺八个方面。或探讨原因，如分析道教在越南兴衰的原因，其兴是因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在政治方面对越南社会的极大影响，加之越南处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为道教的传播和提供了市场，道教的教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越南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而其衰则与道教在中国本土的衰落密切相关，越南道教的异化使得普通百姓信仰的成本加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也因为道教在越南远逊儒、佛，并与儒、佛、传统信仰相融合，失去独立性。

在中越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有学者指出，一直以来存在着重视汉文化南披越南，而忽视越南文化北上的偏失。而马达走出了这一局限，明确指出：“仅仅注意到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是不够的。这样做既不尊重史实，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因此写了第九章《互动与反哺：越南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探讨，此书基本上厘清了古代中越文化交流史的脉络和大体情状，从而补上了此前古代中越文化交流史研究不够系统、缺少专门著述的缺憾。在这里，顺便我也想同马达作一切磋。按马达在附录一《关于越南“郡县时期”的时间》所言，越南“郡县时期”在一千年以上，而马达自己定为1202年。马达在《余论》中说：“在漫长的‘郡县时期’，越南(交趾地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集中在生产技术等物质领域和技术层面;独立建国以后，则主要表现在接受中国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领域方面，比如儒学、佛教、道教等。”显然，这两个阶段是有很大不同的，但这属于现象描述。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也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是否可以进一步探讨为何越南“郡县时期”主要接受中国文化中的物质和技术，而在独立建国后主要接受中国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呢?

在研究的过程中，马达始终坚持在《绪论》中所提出的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去审视，《余论》明确认为在研究越南文化中要看到世界上其他文化对越南产生的影响，这包括东南亚的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等邻国的文化，越南向中、南部拓展的过程中真腊文化的渗入……。看到其他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我以为，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学术考察上的全面性，而更在于揭示多样异质文化的进入，让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越南文化，经过汇集多种材料，重新熔铸，已经形成了大异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基座，或者说新的越南文化。

马达深知中越是邻居，谁也不可能搬家，最大限度地和谐共处，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利双赢，故其研究的落脚点在中越关系的现实。如果说马达对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传播及影响的考察，属于具象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了既往是什么样;而他上述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传播及影响的主张，则在认知上摆脱了研究越南问题的传统影响，做到了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历史的考述，现实的考量，穿透未来的考虑，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但马达并未止步于此。他在《余论》中进一步超脱中越古代文化交流与认知这一具体案例，上升到了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层次。其一，以什么心态看待历史的问题，他提出要以开阔的胸怀和气度看待历史。其二，优秀文化遗产的归属与出路问题。他认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带着自己丰厚的文化遗产，汇入人类文化的洪流;不同质文化的刺激、碰撞、影响、吸收、整合与变迁，才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其三，如何处理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在注意保持自己的固有的传统文化并怀有充分自信的同时，要正视并善于学习外来文化。这三个方面，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文化交流的主要问题与发展方向，即以开阔的胸襟和气度看待历史，才能够正确处理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世界不同的文化遗产找到出路，增进人类的福祉。

当然，他的理论概括的指向，仍然不离本书的主角，即中国与越南。马达认为中越具有各自特色和优势的文化，通过交流可以相得益彰，可以为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马达此书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传播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温。艾青有诗云：“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这重温的字里行间，可以说充满了马达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沉的爱，充满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温故而开新的盼望，充满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大舞台重新获得自己荣光的期待。

马达在《余论》的结尾总结说：“历史学者既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正在研究历史书写历史，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本身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也要接受历史的检验。”这一总结，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也即历史研究者的出场问题。在既往的历史研究中，研究者或者以本位主义的立场写作历史，或者以不相干的旁观者的身份写作历史。以本位主义的立场写作历史，显然容易出现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写作历史，则容易出现机械论的缺陷。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研究历史，既身在其中，又跳出历史之外，就有可能同时避免这两种缺点。其二，扩大了历史的外延。在既往，一般认为历史研究成果是独立于历史之外的，而马达将其归入历史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对研究成果负责，也即“接受历史的检验”。

从以上引述可见，此书的《余论》，绝非剩余之论，而是马达长期以来对某些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余论》对文化特性的认识，总结出的一些研究方法，应该说在理论上是有新进展的。在主体探究完成之后，有此一论，可谓余音绕梁。

显然，马达所考所论，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史论结合;如果把马达此书所提出的文化交流的三点理论与当前的世界形势结合起来看，则此书更有一重意义。马达这本书，固然是中越关系文化方面的回顾与总结，为今后继续观察越南的变化与发展确定了文化基点。但在当下出版，也可以推而广之为我们观察、理解世界的新变化提供历史借鉴与文化视角。若干年后，当情势进一步明朗，回头再看，这一意义也许才能完全凸显出来。若然，则此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史学著作价值。

(作者：梁锡锋，系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飒 整理。)

(《一脉相承：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马达 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