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成为全球共识。GPT（生成式预先训练转换器）的升级迭代“方兴未艾”，智能化不断刷新市场认知，而以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主线在资本市场“开花”。另一方面，新材料、生物科技等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本文试探讨，如何看待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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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爆发的标志就是新一代科技成果开始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从而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经历了蒸汽、电力、信息技术三次科技革命后，全世界生产力的提高已经步入阶段性的瓶颈。新一轮科技革命要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绝不是单一技术突破能够实现，而是多个领域、多项技术的持续突破和共同推动。

大国博弈时代，国际竞争重点已发生变化，科技进步成为决定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面对汹涌而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全球各国的科技研发及培育、教育及社会发展战略均面临机遇与挑战，这就造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后藏着科技竞赛的“影子”，各国力争在科技领域形成技术壁垒，以此实现“一家独大”的优势，率先享受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

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科技研发相关费用持续快速增长。2018-2020年，美国研发投入总额增速明显提速，连续三年增速超过6.5%，此前不足5%。2018-2022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也出现较快增长，22年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5%，较17年提升约0.4个百分点。

大国竞争之中产生的科技革命，在之后的和平时代的应用普及，极大地催生了生产力提高和财富的繁荣。但人性的惰性又决定了，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往往忽视时间周期长、基础投入大、承担风险高的基础领域的科技创新，而更加容易选择固有路径的“模式创新”，并不断吹大资产价格泡沫。这一过程中，科技革命的红利不断被消耗，当红利被消耗殆尽之时，大国竞争激烈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竞争带来的不安全感，又迫使国家与企业将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图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如此循环往复。

美科研欠缺连续性

现在的问题在于，二战过后，世界一直维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世界科技发展创新陷入瓶颈，第三轮科技周期红利逐渐消散。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或许能从中美两国的发展过程窥探一二：

随着美苏冷战步入终局，美国降低了对科研和重大基础设施的经费投入。美苏三十年互相制霸的伊始，主要在洲际导弹等领域展开竞争，比拼的是两国武器的实际打击和摧毁能力，美苏如同两个封闭的阵营，互相敌视、暗自较劲。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美国受到巨大震动，随后紧接着开启了“阿波罗”等伟大计划追赶苏联步伐，太空活动变得火药味十足。1962年至1974年是美苏太空争霸的白热化阶段，此时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经费预算占联邦预算的比例达到历史峰值。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对手，世界格局从“两极相争”变为“一超多强”，这一占比也出现了明显回落。

除了NASA，其他军备竞赛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也一起遭到了削减。1983年，为了遏制苏联的发展和扩张，美国能源部批准了SCC（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超导超级对撞机的初步研究计划，1986年美国科学家完成了对撞机的设计方案并在第二年开始实施。但在苏联解体后，对撞机工程对于美国显得不再紧迫，1993年底美国国会也投票终止了对撞机工程的建造。

虽然美国将削减的支出投入到了公共服务和国防领域，但并未用于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美苏争霸结束后，美国公共服务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尤其是老年保健医疗（Medicare）和公费医疗补助（Medicaid）的支出比例逐年上涨。这部分支出并没有用于研发和技术创新，整个医疗系统的设计目的更像是最大限度提高保险公司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润，这造成了医疗行业管理人员薪酬极高，但是整体医疗系统却无法确保美国人民必需的医疗保障。

不仅医疗行业，美国国防军事领域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军费支出一直都是美国财政支出的大头，但随着美国军方、负责预算的国会议员和军工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军费支出发展到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花”的地步。美国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妮．萨维尔曾指出，美国每年接近一半的军费开支都被私营军事承包商收入囊中，在美国制造大量战争和冲突的过程中，只有利益集团──美国军工复合体才是唯一赢家。

同时，美国科技研发投入成为了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对美国科技研发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造成影响。冷战后美国两党分别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乃至对于科技的研发投入均持有不同态度：共和党持保守态度，更支持钢铁、石油、煤炭等传统本土企业，不支持大量的科技投入；民主党则更倾向高科技的全球化公司，肯定对科技技术的投入。在这种制度下，两党经常因竞争而互相诽谤，并且两党竞选均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这种制度也不利于科技政策的连续性，阻碍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创新。

中国关键技术发展需提速

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取得了巨大跃升，但从经济结构来看，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仍为科技属性较低的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发展，能带动的只是煤炭、钢铁、土地等相关产业，并不能担负起“支柱产业”让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科技化道路的责任。反观，能够起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决定性作用的制造业，仍然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同为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比位居第二的美国高近一倍，但利润率仅占全球的2.6%，而美国占比却高达12.2%。

虽然中国对于研发经费的投入支出正在迅速追赶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但类似芯片等关键性技术的发展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2019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已达46%，但其中的主芯片、射频前端芯片、存储芯片对西方国家依赖度仍比较高。美国公司设计的芯片占了全球54%的市场份额，中国公司仅占3%。纵观全球，芯片业顶尖公司不断实现平层技术突破，将先进制程推到7nm（纳米）、5nm。

当前，大国博弈将由“战场”转向“实验室”，未来东西方各国对于科技的比拼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此过程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周期的到来已经毋庸置疑，重点产业技术的突破，以及技术从军用到商用的演绎，将对世界经济、生产体系、国际格局造成深远影响。对于国内外资本市场而言，建议关注：

（1）大国博弈中全球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叠加美国历史百年铁律——连任“选举年”的鹰鸽转换，导致美国货币政策或开启降息周期，美国科技企业近两年裁员缩减成本后的业绩释放，纳斯达克代表的科技股仍受益于科技创新红利。建议在纳斯达克市场中优先选择科研费用投入高、技术壁垒优势明显的科技产业龙头。

（2）围绕贸易联盟形成，西方或出台更多科技领域的打压或封锁措施，尤其是美国掌握优势技术的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为了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受制于人”等问题，中国自主可控战略及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持续看好“卡脖子”领域的自主可控进程。在政策发力突破“卡脖子”的战略目标下，A股TMT板块中围绕核心科技在内的科技股将是市场的重要主线。建议甄选具有“卡脖子”关键环节、核心研发能力强的国产替代的科技企业。

（3）展望中长期，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背景之下，生物科学、航空航天等各关键领域都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是拥有核心科技企业驱动的“科技革命＋”，而非资本为中心的“类互联网＋”。其中，在全球或国内拥有领先技术的企业，即便当前距离业绩兑现仍需时间（生物科技、创新药），或者当前应用前景相对有限（军工），资本市场均有提前反映的机会，具有较好研发动力的安全属性，建议长期关注。